近日,路透社消息称富士康打算投资10亿美元,在印度建工厂。这个工厂将用于组装苹果手机的中低端机型iPhone XR,计划3年建成,可以提供6000个工作岗位。
事实上,早在2015年,富士康就曾经计划在印度建设制造基地,但最终并未落实。如今,富士康又要去印度建厂,看来富士康从大陆转移产能的决心非常坚定。
对于这个消息,富士康的回应是:不评论任何有关既有及潜在客户、产品、供应链伙伴的市场媒体传言。
诚然,企业“逐水草而居”,这本无可厚非,但陆玖财经认为:作为一家75%产能都在中国大陆的企业,这些年享受了大陆一系列优惠政策,却在当前大环境之下做出这样的选择,富士康不懂得“投桃报李,将心比心”的道理。
早在1988年,富士康就在深圳投资建厂,几十年内,富士康在国内已经建立了30余个科技工业园区。不可否认,富士康在解决国内就业,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方面做出诸多贡献。但是,富士康同时也享受了国内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。这里试举两例。
2018年6月8日,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:工业富联)在上交所上市。工业富联仅用了36天就闪电过会,国内能享受到这一优待的企业屈指可数。
再比如,富士康在中原腹地的郑州建立了科技园,2011年底,园区员工总数超过了13万人,实现了销售收入200亿美元。据悉:富士康享受到郑州当地十几种财政补贴。郑州政府免掉了富士康前5年的公司税和增值税,第二个5年的常规税率减半。
此外,当地政府还降低了富士康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他费用,每年可让富士康节省1亿美元。政府还承诺富士康可享受用电和运输费用折扣,并为建造厂房和容纳几十万员工的宿舍提供15亿美元资金。
富士康落户郑州后,由于厂区位于保税区,富士康生产的苹果手机无需为进口零部件缴纳关税或者税赋,也无需进行实际的货物出口。富士康以最低的成本换取了极高的产能,能够让一款新苹果手机迅速发往世界各地。
可以说,中国大陆为富士康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,让富士康能够享受国内的政策红利,实现了快速壮大。
如今,富士康横跨欧美亚三大洲,员工总数超过了120万人,集团全球总市值超过了700亿美元。作为富士康这样巨头企业的大家长,郭台铭近年了似乎忘记了“在商言商”的古训。他没有专注于企业的治理,却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坛上,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。
这一次,在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疫情泛滥的大背景下,富士康将产能向印度转移,但这一步棋真的会有十足的胜算吗?
有分析称,富士康此举的最主要动力在于:国内智能手机市场接近饱和,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尚有开拓的空间。印度会对进口智能手机征收20%的关税。如果在印度本土生产,苹果公司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,而且中低端苹果手机在印度会有很广阔的市场。
但是,以印度、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制造业有其先天软肋,比如普通一线工人素质不高,供电、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,这些最现实的小问题,却是阻碍制造企业生存的大障碍。更何况,印度、越南这些国家真的会给富士康提供中国国内这样的政策优惠吗?
知耻近乎勇,近年来,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核心技术缺失、被人扼住喉咙的窘迫感觉,并开始发力赶超。
比如在高端芯片制造方面,中芯国际通过N+1工艺,主打低功耗的工艺产品,已经占据了自己的生态位;在手机OEM方面,比亚迪已经能够制造和销售手机组件和模块,并已经开始在智能化方向做出拓展。相信在未来不久的时间里,国内在高端制造领域把握更多的话语权,绝不会出现缺了某家企业就举步维艰的情况。
文章的最后,不妨将毛泽东主席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一文的尾句送给富士康:
司徒雷登走了,白皮书来了,很好,很好。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。